如果说“天府”是中国农耕时代人们安居乐业的一个现实的家园，那么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一个理想化的乐土：那里是一个四方闭合的山间盆地，仅有小口堪入；其间有良田美池，阡陌纵横；所居之人怡然自足，童颜白发……
　　从空间尺度上看，“桃花源”是一种乡里尺度，适宜于一个家族的栖居。但如果我们把家族领地的“桃花源”放大，那就是氏族部落和国家尺度的理想领地，即理想化的“天府”。
　　中国文化在西周前后基本定型，之后便进入一个持续延绵的发展历程。而周人在关中盆地的生存经验与发展经营模式，对中国农耕社会理想栖居地模式的形成与巩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自西周到隋唐，关中盆地几乎一直是中华文明之核心枢纽，其作为王畿的时间前后历时近1100年，其中包括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朝代，即中华民族文化定型时期的西周，封建时代的第一个王朝——秦，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汉，以及封建文化之烂熟时期——隋唐。自周人开始，历代王朝在关中盆地的生态经验和适应一直在持续和强化，其对中国“天府”模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与桃花源同构，盆地作为中国农耕领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中国的各类地形中，山地面积占33％，丘陵和盆地占29％，而平原只占12％，后者主要包括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这些大平原在中国农业文明发展初期，几乎都尚处在河水泛滥的极不稳定状态。以开发较早的华北平原为例，黄河不断改道。在近20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竟基本上由北向南横扫整个平原。
　　同样在开发较早的中原大地上，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大平原上几度成为人烟断绝之地。居住者或被屠杀，或逃离，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大平原上的栖居者与栖息地之间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适应机制。反之，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丘陵山地和小盆地之中，则一直较为安宁，成为逃难者向往的天然避护所，这在晋、宋南迁时犹为明显。陶渊明构想的“世外桃源”正反映了这种心态。
　　事实上，无论是中原周边各列强的角逐也好，或是游牧部族的入侵也好，江南广大的丘陵山地以及四川盆地一直是被逐王室或中原居民的庇护之所。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扩散过程，也是对盆地适应的强化过程。故天府的“桃花源”化，不仅符合中国自然地理构造与分布，同时也能被中国的历史发展所验证。
　　中国历史上的“天府”可分解为三类“桃花源”模式。第一类是全闭合、放大的桃花源，包括关中盆地、太原（汾河谷地）、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它们是中国大地上最典型的几处尺度适宜、罗城（山脉）致密、重关四塞、农业资源丰富的盆地。前二者是周、秦、汉、唐等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的政权的发祥地和都城所在地，成都平原则是西蜀国的偏安之所。由于盆地尺度适宜，在此生活的人民会形成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二类是组合式的桃花源，包括江南、闽中。它们由一系列丘陵盆地构成，空间上山重水复，资源丰富，皆称得上是“鱼米之乡”，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南迁过程中人们所向往的庇护所，更是“桃花源”理想的发源地。每个小盆地均可形成相当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
　　第三类为半开放的桃花源，以华北北部和沈阳较具代表性。严格说来，这两处栖居地不是特别理想，在空间上没有桃花源所强调的围合结构，在气候与资源上也略逊一畴。但它们分别处在大平原的一隅，北负崇山峻岭，南据黄河或辽河天险。它们在明清时成为天府，很大程度上与它们作为明清时期的都城和清政权的重要发祥地有关。重兵戍卫弥补了天然围护结构之缺陷。同时，作为控扼华北大平原和辽河平原的战略要地，它们作为天府也与大国的领域尺度相适应。
　　其实在中国大地上没有一处“天府”是完美的。在很大成度上，它们都是天府的栖居者按照他们的理想设计、经营的结果。“桃花源”也是如此。这种设计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丰富和完善天府的资源属性，最常见的是建立灌溉和防洪系统，如关中盆地的郑国渠，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太原晋祠的引水灌溉系统，北京玉泉山引水系统，江南盆地的灌渠和堤堰系统等等；二是强化和完善天府的结构属性，最常见的手段是筑城墙、固关隘、掘壕沟；三是强化栖居地人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中国大小天府中普遍存在的祖先崇拜等信仰体系，是各天府内民众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的草根基础；而每个盆地中对共同山神、水神、土地和部族首领的祭祀，如成都平原对李冰父子神、太原盆地对晋祠不老泉、江南丘陵盆地中对各自河神的祭祀和供奉，又形成了更高层次的认同和归属基础。
　　归根到底，天府的设计与经营旨在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的协调，达到风调雨顺与“天地—人—神”的和谐。这也是中国的“桃花源”式的天府所暗含的一种生存智慧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