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对城市的演变同样如此。从邓小平先生在南巡讲话中所划的一个“圈”，到后来的上海浦东新区成功开发，直至天津滨海新区的全面规划建设，中国的城市形态、城市肌理和城市文脉都在发生巨大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教训，同样还有深刻的自我反思。
　　正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易道公司、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美国《建筑实录》杂志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报告厅联合主办了“改变与演变——城市设计和城市形态”的主题论坛，来自中外的十余位设计师、政府领导及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并针对城市“改变与演变”的话题进行了深刻探讨和分析。

　　城市事件是推动城市演变的“催化剂”

　　所谓“城市事件”是指城市举办的各种面向地区、国家和国际的大型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园博会、艺术展等，城市事件对城市的改变和演变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尹稚副院长分别以北京中关村西区、中央商务区与奥林匹克公园的建设三个项目为例阐述了“城市事件”对北京未来城市形态发展的影响。他指出，曾经英国举办奥运会，一个单体的水晶宫建筑就对伦敦的城市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中国的城市都是一种大尺度空间下的设计，一个单体的建筑已经不可能对整个的城市形态产生重大影响，而城市事件却可以。
　　对于中国城市的尺度，德国karl Sruhe大学建筑学马特·斯鲁格教授曾专门撰文阐述：在长安街看对面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建筑群，不会觉得它尺度巨大或超人；但如果将其放到像卡尔斯鲁厄（Karlsruhe）这样的欧洲中等城市，我们会发现，这个建筑综合体实际上可以涵盖掉整个城市的中心区面积。只有在这种奇异的对比中，我们才能感觉到中国城市的大尺度及其内在的霸气。
　　同时，尹院长强调：对今天中国城市影响最大的不是单体大型项目，而是大的城市事件。正如八十年代国贸CBD，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CBD，而它对北京城的城市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大上，胡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在今天的城市发展中，需要更好的发挥好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和建设好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从而带动和促进大、中小城市发展。
　　在此次论坛上，来自天津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总规划师霍兵先生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天祥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乐星先生分别对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城市建设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了有效见解。
　　霍先生强调：为了更好的发挥天津作为现代港口城市的优势，我们对天津滨海新区进行了长远的总体规划。去年年底，我们做了5个城市功能区设计的方案征集工作，包括滨海新区的总体概念规划、通港加工区、商务区和旅游休闲区等，这每一个方案都是一个大的项目，它们都将对城市形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在规划这些项目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包括城市区域生态景观系统的考量、滨海产业带走廊的规划、中央商务区的规划、海河两岸的设计等，我们希望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来设计这个区域，而不是让它恣意蔓延，霍先生说。
　　乐星先生则从商人的角度对于如何更合理的开发浦东地区的项目进行了分析。
　　美国“9、11”既是一次“城市事故”，也可以称得上一次大的“城市事件”，因为它对整个纽约市的城市形态、城市形象甚至城市的市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原有机址的再设计也引起了全世界的眼光，易道公司纽约办公室执行董事Marius Brits先生对此进行了回答。

　　不同的价值观塑造不同的城市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导致了中国城市出现大量一体化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环境、文化资源流失的趋势令人勘忧。而城市只有建立牢固的地方文化基础，才能在国际化的城市之林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正如刚刚辞世的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先生在其共生思想中所叙：“文化不分强弱，因为一切生命中均存在未知的领域，而每种文化都有超越我们理性认识的神圣领域”。
　　阿布扎比——一个紧邻迪拜的现代新城，正以惊人的造城速度吸引着全世界的眼光。来自阿联酋旅游发展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Lee Table先生向我们详细阐述了这场“造城奇迹”。
　　上世纪60年代，阿布扎比还是一个不引人注视的城市，但随着当地石油的发现，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现代的新城正因经济的强势拔地而起。
　　为了吸引更多人的关注，阿布扎比决定给自己佩带更多的文化符号。于是，古根汉姆博物馆、罗浮宫、纽约大学、巴黎大学、耶鲁大学商学院等与阿布扎比之间有了千丝万屡的联系，一个兼顾经济和文化的新城正逐渐显现在世人面前。
　　“无论是建设伊斯兰的博物馆，还是其他的博物馆，我们希望能够容纳其他国家的文化”，Lee Table先生强调。
　　面对中国现在大量城市逐渐遗失自己文化的现象，南京市规划局周岚局长则以南京为例对城市自身文化的特质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她说，中国的文化热成因和表现与西方不一样，而原因也更复杂，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经济进步之后重新找回文化的自信的影响，是对“五、四运动”在新时代里面的重新思考。
　　“中国的城市问题是高度浓缩的，而中西城市演变和改变，最大的差异则是速度，对中国城市的发展，不能用改变来描述，而应该用巨变”，周局长严肃说。
　　对于南京，南京市规划局提出了“建立新城、保护老城”的发展策略，对此，周局长则提出了“找出来、保下来、串起来、融进来和活起来”的方法。
　　吴良庸院士对于中国的城市文化曾提出了强烈的期待：现在是中国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是我们希望在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留给历史的不止是一大堆房子，而应该是有自身特自文化的东西，这是每个规划师和设计师都应该思索探讨的问题。
　　美国波特兰市规划局城市设计总监Arun Jain先生则对城市文化发表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伦敦是个拥有好几个层面历史的城市，所以这个城市的历史很丰富而且多样，让人们有一种想要生活其中的感觉，但是你应该明白，这些多层次的历史不是设计师一次设计的，他是整个城市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酝酿的，每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不管这种文化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它们都拥有自己的意义，我们都应该去尊重它们。
　　著名建筑大师沙里宁先生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报复”。那么我们能从我们的“城市之书海”中看到什么呢？
　　记得20年前，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主席帕白森先生对我国的城市规划建筑界讲过这么一段话：“在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的城镇正趋向同一种模样，这是很遗憾的。我希望你们研究中国的文化、城市真正原有的特色，并保护、改善和提高它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太珍贵了！不能允许它们被西方来的这些虚假的、肤浅的、标准化概念的洪水所淹没。我确信，你们遭到了这种威胁，你们要用全部的智慧、决心和洞察力去抵抗它”，听完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正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朱文一院长在致开幕辞中所说：“改变是及物动物，演变是不及物动词，改变与演变其实是一种对抗，我想通过这个论坛能够探讨城市形态的规律，而人的主观的改变应该符合不及物动词——演变的发展”，我们需要有责任的设计师不断去关注、思考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才能很好的演变，从而最终成功的改变我们的城市。